本文目录一览：

• 1、委托—代理理论
• 2、委托代理理论的介绍
• 3、什么是委托——代理理论?
• 4、什么是委托代理理论？
• 5、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基础

委托—代理理论

关于人员行为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通过实验或调查数据定量分析各因素之间的关联性，二是利用博弈论从理论上分析动机和对策。而本书主要是探讨企业信息化过程中人的动机及相应的控制策略，因而更多的是采用博弈论及其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进行分析。策略空间、效用函数，以及局中人的与博弈有关的特征等知识构成博弈的信息，从信息角度，博弈可以分为完全信息与不完全信息两类。委托－代理理论主要研究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委托人如何约束以及激励代理人。所谓不对信息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其市场理论已经成为现代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在博弈分析中，常常将在交易中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知情者）称为代理人，将不具备信息优势的一方（不知情者）称为委托人。

1.2.4.1 基本委托－代理模型

委托－代理理论试图模型化一类问题，即一个参与人（委托人）想使另一个参与人（代理人）按照前者的利益选择行动，但委托人不能直接观测到代理人的选择行动，能观测到的只是另一些变量，这些变量由代理人的行动和其他的外部的随机因素共同决定，因而充其量只是代理人行动的不完全信息。委托人的问题是如何根据观测到的信息设计契约，以激励代理人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在设计激励机制时，委托人面对两个限制因素，一是代理人可能拥有委托人无法直接观察到的私人信息，二是代理人还可能拥有委托人不能直接控制的私人决策领域，这两个因素分别被称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机制的设计通常以三步不完全信息博弈进行研究[53]：第一步，委托人设计一个“机制”（或契约、激励方案），实际上是一个博弈规则，其中代理人发出无需成本的信号，机制也包含了信赖于已发出信号的“配给”；第二步，代理人选择接受或拒绝委托人所设计的机制，拒绝就等于不参加机制或博弈，拒绝者得到某种额定的“保留效用”；第三步，接受机制的代理人进行由机制所确定的博弈。如图1.4所示，为一个典型的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博弈树，图中的H、L分别表示代理人付出努力成本的“高”或“低”，π为产出函数，s为委托人付给代理人的报酬函数。显然，函数π、s的大小与代理人的努力成本（努力水平）有关。

图1.4 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博弈树

委托人的问题就是选择适当的s（H）和s（L），以使期望效用v＝π－s最大化。但这需要面临来自代理人的两个约束，第一个约束为个人理性约束（Individual Rationality,IR）或参与约束，即代理人从接受合同中得到的期望效用u不小于不接收合同时能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u。（即保留效用，图1.4中u0=0），即u≥u0；第二个约束是激励相容约束（Incentive Com patibility,IC），在委托人不能观测到代理人的努力时，代理人总是选择使自己的期望效用最大化的努力水平，就是说只有当[s（H）－H][s（L）-L]，即u（H）＞u（L）时，代理人才会选择“高”努力。

若把代理人的努力a看做是连续的变量，取值范围为A;c为相应的成本支出函数，且H≥c（a）≥L≥0;x为委托人对代理人观测结果，其受代理人努力变量a与自然变量θ的影响，其中θ～N（0，σ2），并有分布函数F（x，π，a）和密度函数f（x，π，a）。假定产出是可观测变量，并且只有π是可观测的，则有x＝π，此时委托－代理模型可写为

企业信息化过程中人员行为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模型在上述两个约束条件下得到的结果是“次优”（Second Best）的，达不到帕累托最优（First Best）。也就是，委托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为激励代理人努力工作，不可避免地让代理人承担过多的风险（破坏了最优风险分担）。

1.2.4.2 委托－代理理论的发展

委托－代理理论经过30多年的发展，至少取得了三方面的成果：一是基本的委托－代理模型发展得已经成熟；二是委托－代理分析框架已应用到经济管理的很多方面；三是委托－代理分析方法已经从传统的单个委托人和单个代理人发展到了多个委托人和代理人，如表1.2所示[54]，从代理人单一任务扩展到了代理人多个任务[55]。

表1.2 委托－代理关系分类

委托－代理理论的三个基本问题，即目标差异、风险态度不同、信息不对称，同样存在于实施ERP的企业用户与软件开发商、咨询顾问的合作关系中，加之目前我国ERP系统市场的不成熟，使得企业用户（委托人）与设计开发者（代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着突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尽管ERP系统实施的不成功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发展，但面对信息占优势的代理人来说，企业既无办法控制也无能力监测开发人员的努力，因而一些学者开始探讨将建筑工程中的监理机制引入到信息系统建设中的现实性。另外，软件系统的质量不仅决于开发人员的技术水平、努力水平，同时也与企业用户的密切配合有极强的相关性，也就说系统成功的前提应是双方相互信任与密切协作[56]。

委托代理理论的介绍

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伯利和米恩斯因为洞悉企业所有者兼具经营者的做法存在着极大的弊端，于是提出“委托代理理论”，倡导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所有者保留剩余索取权，而将经营权利让渡。“委托代理理论”早已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逻辑起点。

什么是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 委托代理理论是建立在 非对称信息博奕论 的基础上的。 非对称信息 ( asymmetric information) 指的是某些参与人拥有但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 信息的非对称性可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划分: 一是非对称发生的时间公共管理学委托代理理论，二是 非对称信息 的内容。 从非对称发生的时间看公共管理学委托代理理论，非对称性可能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前(ex ante)，也可能发生在签约之后(ex post)，分别称为事前非对称和事后非对称。 研究事前非对称信息博奕的模型称为 逆向选择模型 (adverse selection)，研究事后非对称信息的模型称为 道德风险模 型(moralha zard)。从 非对称信息 的内容看， 非对称信息可能是指某些参与人的行为(action)， 研究此类问题的，公共管理学委托代理理论我们称为 隐藏行为模型 (hidden action);也可能是指某些参与人隐藏的知识( knowledge)，研究此类问题的模型我们称之为 隐藏知识模 型(hidden knowledge)。

什么是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委托代理关系是随着生产力大发展和规模化大生产的出现而产生的。其原因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使得分工进一步细化，权利的所有者由于知识、能力和精力的原因不能行使所有的权利了；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代理人，他们有精力、有能力代理行使好被委托的权利。但在委托代理的关系当中，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不一样，委托人追求的是自己的财富更大，而代理人追求自己的工资津贴收入、奢侈消费和闲暇时间最大化，这必然导致两者的利益冲突。在没有有效的制度安排下代理人的行为很可能最终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而世界——不管是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都普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股东与经理、经理与员工、选民与人民代表、公民与政府官员、原（被）告与律师，甚至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都可以归结为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所以为了预防和惩治代理人的败德行为，委托人有必要采取“胡萝卜与大棒”政策：一方面是对其代理人进行激励，力求实现激励相容；另一方面对代理的过程实行监督，充分发挥“经理人市场”的作用。这样使得代理人的行为符合委托人的效用函数

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基础

公共管理学公共管理学委托代理理论的理论基础首先是公共部门经济学，其核心部分是公共财政学。因为任何管理活动都离不开对经济资源的配置与调剂，都离不开物质资金基础，都需要公共财政为之当家理财。公共财政学以政府收支活动为直接研究对象，具体言之，就是如何通过国家预算组织财政收入、安排财政支出、提供公共产品、矫正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以及调节收入分析。公共财政学的基础内容是公共产品理论，该理论细致地区分出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各种类型，其意义在于，合理界定政府组织与市场组织及其它社会组织在公共物品提供与生产中的相互依存和伙伴关系，从而有助于清晰地划分各级政府组织的职责范围。对公共产品提供途径的分析，有利于根据公共产品的属性，进行多样化的制度安排，实现公共产品与劳务的有效供给。

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学分析”，在“经济人”预设的前提下，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低效和规模不断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官僚制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垄断特性。具体而言，就是缺乏竞争，缺乏利润激励，以及缺乏监督机制。因此，改善官僚制的运转效率、消除政府失灵的根本途径在于取消任何形式的“公共垄断”，在公共部门中恢复竞争，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公共选择理论悲观的结论能够给公共管理者以警示，告诫他们完善民主宪政，提高公共管理效率，避免政府政策失灵。

公共管理的经济学基础中还包括新制度经济学体系中的诸种理论。(1)委托-代理理论。在政治与公共行政领域，公民与政治家、政治家与行政官员之间均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冲突与信息不对称是委托代理问题的核心。在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经济人”前提下，代理人利益与委托人的利益未必一致，他可能去追求个人利益而把委托人的利益放在次要位置，甚至以牺牲委托人的利益为代价，因而，在公共部门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仍会普遍存在。为公共管理学委托代理理论了保证官员和政府机构能够按照委托人的意志行事，必须建立政府官员责任与激励结构，强化对政府组织的监督机制。(2)交易成本理论。它是新制度经济学及产权理论的核心。在产权关系界定模糊不清、环境不确定、信息不对称以及人类有限理性与规则匮乏等情况下，交易成本会变得异常高昂。因此，政府强化在建立产权制度、确立相关的法律秩序的作用，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可以有效地控制与减少交易成本的支出，提高经济活动的内在效率。总之，新制度经济学肯定了公共管理活动的主观能动性，特别是对于制度供给的作用。

公共部门的各项活动，从公共部门参与社会资源的配置、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到公共部门的发展战略、组织结构演变、公共行政的效率，以致公共部门的财务、人力资源管理等等，无一不需要以经济学理论作为指导。经济学以自利、理性的“经济人”预设为逻辑起点，将公共管理活动置于资源稀缺的硬约束之下，促使其务必讲求经济效益。新制度经济学各流派的发展，则在某种意义上直接促进了政府重塑等当代公共管理改革的实践。由此以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不但拓展了公共管理的研究范畴，也使其研究视角得以深化，进而使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基础远比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更为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