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 1、民法案例分析！
• 2、帮忙，，案例分析，，万分感激啊
• 3、越权代理产生的合同买卖纠纷案例分析
• 4、经济法的案例分析
• 5、高分 帮我找一个案例和分析

民法案例分析！

案例越权代理的案例：说好越权代理的案例的人车分流岂能说改就改

购房前越权代理的案例，周某等业主在宣传册、沙盘、广告片等宣传资料中看到，其所购买的小区设有人车分流设施和露天泳池。

但后来业主们得知：在开发商天福公司向有关部门备案的建设规划中，该小区并非人车分流，天福公司是在通过竣工验收后，以草皮覆盖地面车位的方式营造人车分流的“假象”，而有关部门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刻责令天福公司进行整改、恢复地面车位。至于“室外泳池”，则系违法建筑，不能使用。

当业主找到天福公司交涉时，却被告知，《商品房预售合同》中约定其保留对小区平面布局的修改权以及宣传资料所载内容不列为合同的组成部分。

解读：“霸王条款”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上海一中院法官刘佳表示，《民法典》实施后，其第496条规定了格式条款不订入合同的情形，即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因此，开发商作为格式条款的提供者不仅必须公平地设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还必须对相对方尽到提示或说明义务，否则不能视为双方对该条款内容达成合意，该条款内容亦不得订入合同、进入效力评价的范畴。

《民法典》实施后，适用格式条款的相关判例显示，条款制定方利用地位优势制造“霸王条款”的空间将越来越小，市场交易将更加公平、规范。

以上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民法典

帮忙，，案例分析，，万分感激啊

公司经理的做法不合法。

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 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

本案中，牛某虽然越权代理，但公司经理得知后安排安排财务付款，视为追认。对在途的5000斤并未作出否定表示，视为同意。（公司经理仅是声明“下不为例”，并未拒绝在途货物）。

越权代理产生的合同买卖纠纷案例分析

根据本案可知：

乙采购员代表甲食品厂签订的采购合同有效。

对于由于乙采购员的越权代理给丙供销社造成的损失由甲食品厂承担。在甲食品厂承担损失之后，有权向乙采购员进行追偿，追偿甲的越权代理造成的过多的损失。

经济法的案例分析

第一章 经济法律制度

一、法人制度 【案例介绍】

判断下列组织或个人越权代理的案例，是否具备法人资格，并说明理由。

（1）某乡镇企业越权代理的案例的销售科。 （2）在兰州东部批发市场从事服装经营的某个体工商户。

（3）经过上级有关部门批准，而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已营业的某贸易公司。

（4）甲和乙合伙开办的牛肉面餐馆(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

（5）某财经学院为召开校庆20周年大会，经学校授权的校庆筹备委员会。 （6）兰州某厂的车间。

（7）甲、乙、丙三人各投资10万元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已取得营业执照的有限责任公司。 （8）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某化工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案例分析】

（1）不具备法人资格。因为不能独立的对外承担民事责任。

（2）不具备法人资格。因为法人必须是组织，而该个体户不是组织，是个体。

（3）不具备法人资格。因为没有依法成立。

（4）不具备法人资格。因为该合伙组织没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5）不具备法人资格。因为该委员会是一个临时组织，不能独立的对外承担民事责任。

（6）不具备法人资格。因为该车间不能独立的对外承担民事责任。

（7）具备法人资格。因为符合法人的条件。 （8）具备法人资格。因为符合法人的条件。

二、所有权制度 【案例介绍】

王某到公园游玩，不慎将自己的照相机遗失在公园， 管理人员拾到此物后上交给有关部门。王某未在有关部门规定的期限内前去招领处认领自己的相机。到期后此照相机被有关部门依法拍卖。张某在拍卖中购得此物，以后，又将相机转送给李某。一个偶然的机会，王某发现李某所用之相机即为自己在公园中不慎遗失之物，于是，王某要求李某将此相机返还给他。 （1）王某是否有权要求李某返还相机？

（2）试述上述过程中照相机所有权的转移过程？ 【案例分析】

（1）无权。因为李某依法拥有该照相机的所有权。 （2）王某将照相机遗失后未能如期认领，丧失所有权；张某通过竞拍获得所有权；李某受赠获得所有权。

三、债权制度 【案例介绍】

甲、乙、丙三人某晚经过一渔塘，发现有人偷鱼，即呼喊抓“贼”，偷鱼人逃跑，甲、乙、丙上前一看，发现塘边已有偷鱼人偷捕的鲜鱼三大筐，即用人力车将鱼装走，次日早晨上农贸市场出售，共得人民币399.00元。

问：甲、乙、丙的行为构成什么行为？为什么？ 【案例分析】

不当得利。因为甲、乙、丙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获利人民币399.00元，并因此致使鱼塘的所有人遭受损失。

四、代理制度 1．无权代理 【案例介绍】

某炒货厂为拓展业务，聘请该市某果品公司工会干部江某任业务顾问，并支付相应的津贴。1999年10月10日，江某背着果品公司领导，私自以公司的名义，与炒货厂签订一份买卖奶油西瓜子合同，并采用欺骗手段加盖了公司的印章。合同规定：炒货厂生产2万公斤奶油西瓜子供给果品公司，单价每公斤5元，总价款10万元。交货时间为1999年11月底，由炒货厂送货上门。合同签订后，江某又拿着合同到公司下属单位，要求各下属单位按合同接受炒货厂的货。其中有几家综合经营部在接受货物后，还直接向炒货厂付了款。不久，果品公司的领导知道了江某同炒货厂签订买卖瓜子合同的真相后，指令果品公司下属单位拒绝收货。为此双方发生纠纷，炒货厂以对方不履行合同为由，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对方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并赔偿损失。 【案例分析】

1．本案中，江某不是果品公司主要负责人，他以果品公司名义与他人签订合同时，必须被授予代理权。在没有取得代理权的情况下，却代表果品公司与炒货厂签订合同，该行为属无权代理行为。且果品公司事后又不予追认，因此，该买卖合同无效。应按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至于炒货厂的损失，因是江某行为所致，应由江某承担，果品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炒货厂要求果品公司赔偿损失的主张不能成立。

【案例介绍】

某食品公司经理委托采购员牛某到山东采购小枣3000斤。牛某到山东后却采购小枣10000斤。第一批5000斤到货后，公司经理十分生气，在严厉批评了牛某之后，告诉财务付款，并警告牛某下不为例。几天后，第二批5000斤到货，公司经理坚决拒收，而且第一批多收的2000斤也要牛某自己处理。 问：公司经理的做法有法律依据吗？ 【案例分析】

无。尽管采购员牛某采购小枣10000斤的行为构成无权代理，但公司经理告诉财务付款的行为表明其已对这一无权代理行为予以追认，代理行为有效，某食品公司必须对这一代理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

2．越权代理 【案例介绍】

甲公司（被告）是一资金十分雄厚的大公司。经乙公司（原告）请求，被告与原告共同签订了一份联合开发协议。协议规定由被告出资 500万元，原告出资 200万元，并出资价值200万元人民币的土地使用权。签订协议时，双方对该产品的市场效益均看好。协议签订后，原告平整了土地，兴建了厂房。当他们去函催被告将其应出资的500万人民币到位时，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更换了。新上任的公司董事长认为该项目不能进行，理由是：被告与原告合作开发新产品一事没有经过公司股东会同意，按被告的章程规定，凡400万元以上投资应当由股东大会批准，所以，前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原告签订的合同是“越权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后原告派人查阅了被告章程，的确有此规定。为此原告想不通，因为它们认为被告是一实力十分雄厚的大公司，区区500万还要股东会批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如果该合同无效，该公司将承担巨大损失。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履行双方签订的合同。 【案例分析】

1．本案争议的解决，涉及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的效力的认定。《合同法》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

2．从本案来看，被告原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属于越权行为。这一行为是否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关键是看原告对其行为是否属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公司投资行为是由权力机关决定的法定事项，而不是由公司章程可以自由约定的事项。对于投资行为应当由股东会（股东大会）决定，原告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应当知道。因此，如果本案被告股东大会不追认合同有效，应当认定该合同无效。

3．如果本案不是投资合同纠纷，而是一般的买卖合同纠纷，则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因为公司法没有规定买卖合同应当由股东会决定或者董事会决定，即使股东们在公司章程中约定应当由董事会决定，对相对人来，也应该是“不应当知道”，因为相对人没有义务去审查被告的章程。

3．表见代理 【案例介绍】

丁某于1996年至1999年8月期间曾系某服装贸易公司的业务员。1999年8月24日，丁某辞职干个体，经营服装生意。但服装公司未将有关代理权解除的事项告知其客户。该年9月，丁某事先未征得其原工作单位同意，以服装公司名义与服装公司长期的业务关系户香港某公司在深圳订了一份服装买卖合同，货款总额12万元，违约金为货款总额的15%。合同签订后，丁某并未向原单位讲明此事，服装公司对此也一直不知。9月27日，服装公司收到香港公司已将货物运至某市的提货单，但在得知事件真相后既不提货也不付款。香港公司多次与服装公司协商不成，于2000年1

月以违约向法院起诉。 【案例分析】

1．本案中，丁某曾是服装公司的业务员，他辞职后未经原公司的授权，以公司名义签订合同，应属无权代理。 2．作为与服装公司长期的业务关系户香港公司与之订立合同时，不知丁某已经辞职，没有理由怀疑丁某的代理权。从外部现象看，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且香港公司订立合同时善意无过失。所以，丁某的行为应认定为表见代理，该合同有效成立。

3．服装公司拒不提货又不付款构成违约，应依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但它可以追究丁某的侵权责任，要求其承担因此而造成的损害赔偿。

五、诉讼时效制度 【案例介绍】

1996年12底，甲向朋友乙借款2000元，双方在欠条上签字，欠条上写明甲应于1997年5月31日前归还借款。1997年9月日30 乙为筹备结婚用品，故向甲催要欠款，甲答应10月31日前肯定还。直到12月1日甲未还款， 乙再次向甲催要， 甲仍未给付。 1998年3月1日甲不知去向，1999年8月1日返回，乙闻迅，于1999年8月5日向甲催款。甲拒绝给付，理由是越权代理的案例我96年借的款，到目前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有效期届满，我不必还款了。

问：甲的理由是否正确？诉讼时效期间是如何计算？ 【案例分析】

不正确。本案中，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为1997年5月31日，甲答应10月31日前还款的行为致使诉讼时效期间中断，诉讼时效从1997年10月31日起算，并在12月1日因乙的再次催要行为而中断。因甲不知去向，导致诉讼时效中止2个月，故诉讼时效有效期届满日应为2000年2月1日。

第二章 公司法

一、出资

【案例介绍】

甲、乙都是国有企业，双方达成共同投资设立国有独资公司的协议，约定：（1）甲出资200万元，其中货币出资100万元，注册商标作价100万元；乙出资200万元，其中专利权作价100万元，劳务50万元，荣誉权作价50万元。（2）公司分别在北京和天津两地设立具有法人资格的分公司，独立进行经营活动。（3）公司设立五年后，双方可以抽回各自出资的二分之一。 问题：该协议有那些违法之处？ 【案例分析】

（1）乙以劳务和荣誉权作为出资违法。其中货币出资至少要达到30%以上。

（2）分公司不能具有法人资格。 （3）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回出资。

二、股份公司的设立 【案例介绍】

江阴市有4家生产经营冶金产品的集体企业，拟设立一股份公司，只发行定向募集的记名股票。总注册资本为900万元，每个企业各承担200万元。在经过该市有关领导同意后，正式开始筹建。4个发起人各认购 200万元，其余100万元向其他企业募集，并规定，只要支付购买股票的资金，就即时交付股票，无论公司是否成立。且为了吸引企业购买，可将每股1元优惠到每股0．9元。一个月后，股款全部募足，发起人召开创立大会，但参加人所代表的股份总数只有7%多一点。主要是有两个发起人改变主意，抽回了其股本。创立大会决定仍要成立公司，就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了申请书，但公司登记机关认为根本达不到设立股份公司的条件，且违法之处甚多，不予登记。此时，发起人也心灰意懒，宣布不成立公司了，各股东的股本也随即退回。但这样一来，公司在设立过程中所产生的各项费用及以公司名义欠的债务达12万元，加上被退回股本的发起人以外的股东要求赔偿利息损失3万元，合计15万元的债务，各发起人之间互相推倭，谁也不愿承担。各债权人于是推选2名代表到法院状告4个发起人，要求偿还债务。4个发起人辩称，公司不能成立，大家都有责任，因此各人损失自己承担。 （1）本案的股份公司成立过程中有哪些违法之处？ （2）本案4个发起人是否应承担公司不能成立时所产生的债务？为什么？ 【案例分析】

（1）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本案的股份公司在设立过程中有如下违法之处：

①未经省级人民政府或国务院授权部门同意，仅有领导同意是不行的；

②公司登记成立前不得向股东交付股票，而非本案只要认购就交付股票，不管公司成立与否；

③股票只能按票面金额或超过票面金额发行，而不得低于票面金额发行，本案中的优惠是错误的；

④创立大会不足法定代表股份总数的认股人。法定为超过1/2才可举行创立大会；

⑤两名发起人私自抽回股本。公司法规定，除未按期募足股份，发起人未按期召开创立大会或创立大会决议不设立公司外，发起人、认股人缴纳股款后不得抽回其股本；

（2）应当承担该债务。因为公司设立失败，应由发起人对设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和费用承担连带责任。

三、董事、监事、经理的任职资格限制 【案例介绍】

上海某针织股份有限公司在筹建阶段，准备聘请总经理人选。其中自荐或推荐的有以下六人。

赵某，原上海某针织厂厂长（该针织公司前身）。2年前因一项重大投资出现失误导致针织厂破产，引咎辞职。现在想卷土重来。

钱某，原上海某针织厂技术骨干，在一次实验中，因失火导致数百万财产被毁，被判刑3年，现已刑满释放1年。

孙某，管理学博士，上海市某区总工会副主席。具有丰富的经济管理知识和行政管理经验。

李某，原上海某针织厂老职工，在原厂工作近50年，现年70岁。具有扎实的专业技术、良好的人际关系及很高的威望。被职工一致推荐。

周某，应届经济学硕士。年轻有为，品学兼优。但经查，尚有2万元助学贷款未还清。

吴某，上海某区工商局副局长。想弃政从商：不当局长当经理。

问：上述六人中哪些可以受聘为公司总经理？ 四、董事、监事、经理的义务和责任 1．【案例介绍】

姚某为一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2006年1月，另一公司的经理李某找姚某借一笔资金。正好公司刚收回一笔50万元的货款，姚某即转给了李某，李某拿出5万元给姚某，姚某未敢收，遂存入公司的小金库中，该小金库是姚某伙同部分董事及监事赵某私自开立的，用于他们的各项业余开支。同年2月，姚某利用手中的职权为其妹夫的公司做成一笔钢材生意，获利10万元，姚某存入其私人帐户。同月，姚某利用手中的职权与赵某签定了一项合同，规定公司支付赵某2万元的中介费，作为赵某为公司联系的一笔钢材生意的报酬。而实际上公司购人该批钢材的价格明显高于市场价，致使公司受损20万元。赵某与姚某各得一笔回扣。此事并未经过董事会的讨论.2006年3月，股东会觉察的姚某与赵某的渎职行为，责令停职反省，同时，组织人员进行调查，待查清事实后，依照法律和公司章程进行处理。 问题：（1）本案姚某做了哪些违法活动？ 【案例分析】

（1）挪用公司资金； （2）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

（3）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4）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

（5）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

（6）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

2．【案例介绍】

ABC公司是中国某市甲区的一家中外合资生产饮用水的企业，由国有的A企业、集体的B企业和香港的C企业各出资三分之一组成。公司董事会由A企业的法人代表林某、B企业的厂长王某和C企业的副董事长宋某三人组成，由王某担任董事长，宋某担任副董事长。1995年3月，A企业因违法经营被宣告停业整顿，王某和宋某即对林某的董事资格提出了异议，认为林某不能再担任合资企业的董事了。与此同时，林某发现王某未经董事会讨论，以自己的名义在乙区注册。

高分 帮我找一个案例和分析

这个会比较全面,希望对你会有帮助

各位老师：您好！

请老师网上搜索“中科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林一德”越权代理的案例，就知道全国法律界、法学界、知识界是如何鼎力相助为这位偏僻山村农民工保安伸张正义越权代理的案例的；

再请老师们进入本案发生地——XX省《高技术法律论坛》就听到越权代理的案例了众网友又是如何支持申诉、要求再审的强烈呼声！

网址：;page= ；

主题：《恳请各位老师再次伸出援助贵手！》；作者：lyd0503

我是中科院XXXXXX研究所的一个原来对法律、法医都是“门外汉”的退休女高级工程师，为帮一个几代文盲，当事人也只是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工保安申冤，把四万多字的刑事案情卷宗材料录入、发贴网上公开求助求教，得到众多著名法律论坛、法学信息网、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法律素养的律师、法医、法官、检察官、法学教授们的广泛同情、具体指导、真诚帮助，历经五个多月、几经修改，三易其稿、“共同”写成现在这份万言“命案”刑事申诉书。

恳请老师在百忙中浏览一下，伸出援助贵手，以您觉得妥当的方式挽救挽救这个面临破碎的山村农民家庭！您的帮助，对您来说，也许是“举手之劳”，但对当事人可就是救苦、救难、救命之举、再造之恩啊! 因为当事人才27岁的小伙子，爱人26岁，其儿子才2岁，如果真蹲监狱13年，年轻妻子、久病父亲、高龄爷爷奶奶……其家庭还能完整存在吗越权代理的案例？！

常言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佛陀。”

拜托越权代理的案例了！谢谢！

祝

好人一生平安！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中科院XXXXXX研究所 lyd0503

2005年10月29日星期六

联系电 话：0591-83711196

邮箱：yide041116@163.com

lyd050328@163.com

QQ：460495554

刑 事 申 诉 书

申诉人：XXX，男，1979年11月8日出生于XX省XX县，汉族，小学文化。原系XX省XX市陈埭镇横坂村巡逻队员。家住XX县介福乡福东村137号。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于2004年5月1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17日被逮捕；2004年12月17日由泉州中院(2004)泉刑初字第203号以“故意伤害”致死的“共同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2005年3月30日XX省高院(2005)闽刑终字第209号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服刑于XX监狱。

委托代理人：lyd0503，女，1943年5月23日出生于XX省XX县介福乡，汉族，大学本科。中科院XXXXXX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现退休，系郑XX的表老姑妈。

案由：申诉人郑XX对XX省高院2005年3月30日(2005)X刑终字第209号裁定和XX中院(2004)X刑初字第203号刑事判决不服，提出申诉！

请求事项：请求依法提起审判监督程序，撤销(2005)X刑终字第209号裁定，依法改判

事实与理由： 申诉人系村巡逻队员，为履行保安职责，维护群众利益，与另一巡逻队员捉住小偷；小偷遭到围观群众怒打，申诉人予以制止；之后，为核实失主，申诉人离开现场，小偷由另一巡逻队员带回村办公室；申诉人回到村办公室见其他保安在拷问小偷，但他没有参与；后又出去找作案工具回来，还是以喝茶避开打人；最后，申诉人为了表示“合群”，并无加害被害人的故意，象征性地在小偷腿及背部打了两三下；后有“自残”行为的小偷在放回途中原因不明地死去；中院、高院据此认定为共同犯罪，在未查清小偷真正死因、真正加害人的情况下，对申诉人的显著轻微行为，重判13年。申诉人认为，在“据以定罪、据以量刑”的是事实不清、证据不确实、不充分的情况下，凭想象判案，实难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申诉人对此不服，特提出申诉，请求予以再审，纠正错判。

一、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被害人（小偷）死因不明。

刑事案件的推理是具有唯一排他性的，刑事犯罪的证明标准是必需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这就必然要求‘据以定案’的案情事实必须完全清楚，那么本案中院判决和高院裁定所认定的事实清楚吗？

（一）、“创伤性、失血性休克”死亡的“失血”案情未查清，被害人死因不明：

公安局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照片证实：

1、“在楼梯第4台阶东侧边沿及侧面有血迹、其下方地面也有少量血迹等现场情况。”（中院判决书P8）；

2、“…被害人方XX尸体现场位于陈埭镇洋埭村万泰盛公司对面家家乐便利超市前，尸体仰卧于店前一台球桌上、尸体头下的台球桌上有血迹（中院判决书P7）。

3、另一小偷汪XX证言证实：“我与方XX被扣在楼梯处的一些铁栏杆上，后不知怎么回事方XX的头磕破了一个口子流了些血，一直讲口渴、想上厕所、手很痛…”（审讯笔录P044）（中院判决书P6）

4、被告人黄XX交待：“我们巡逻回来，看那穿白衣服（方冬海）的头有流血，问他们为什么会流血，那穿黑衣服的（汪XX）说是那穿白衣服的自己撞墙的，具体原因不清楚。”（审讯笔录P115.P112）

5、郭XX交待，在晚11点半盘问殴打结束后，他离开时：“有个小偷在楼梯那里吵，身上有伤，但没有流血，也没有什么异样。”（审讯笔录P142）。

6、经审理查明：…在盘问中，被告人黄XX、郑XX、郭XX伙同陈X、许金条、许振华等人分别持巡逻队办公室内的橡胶棍、木棍等工具及用拳脚殴打方冬海、汪清明的手脚、背部及身体其他部位（中院判决书P4）

以上勘查笔录、现场图、照片、证言、证人相互印证的这两处“血迹”的确凿证据证明了：

①被害人“失血”了，它是尸检结论“创伤性、失血性休克”死亡的最直观的重要证据；

②被害人头部“失血”，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橡胶棍、木棍打击造成的，因此，可以确定是小偷“自残”行为造成的，不是第二殴打现场（巡逻队办公室）多人的加害行为造成的，与申诉人郑XX更是无关。

但中院判决书和高院裁定书（下文称“两书”）却没有出示查明这些血迹是如何产生的？它与小偷方XX的死亡有何关系的证据。这种“忽略”与被害人“失血”死亡的“流血”确凿证据的做法，让人不得不怀疑：小偷的死亡完全有非殴打原因造成的可能！

(二)、两个殴打现场的案情事实不清，导致定罪不准，量刑失当

“根据尸体检验，死者全身广泛性软组织、肌肉挫伤出血…，分析认为其损伤系钝器反复打击所致。”这些损伤到底是哪些人打的？用何种工具打的？这些损伤与死者的死亡有何关联？均没有查清。

1、第一重要作案现场（群众怒打）的案情不清楚

（1）被盗出租房是第一殴打现场。死者方XX作为一名小偷，在义愤填膺的群众面前，被群众殴打在所难免，且被打得也不会太轻。黄XX交待：小偷方XX “因在出租房有被人打，带到队部脸色青青的，有点白。他（指方XX）说‘他生病了’，我们不信。”（讯问笔录P112.116）这证言说明，方XX在出租房前已遭到致命殴打，伤情已经相当严重，也许这些殴打的损伤就是方XX致命死亡的主要原因。完全有可能：即使不存在后面的殴打，小偷也会因群众的怒打已经很严重而死亡，但对此重要作案现场及产生的后果，在“两书”中却是个“空白”，没有对此证据进行认定，没有用任何证据来排除可以由此推断的可能性；

（2）相互印证的证人证言中，确认在出租房门口有一本地男青年用木棍打被害人，那男青年是何人？拿哪条木棍？打什么部位？“两书”均没有提及。尸体检验鉴定书写有：“右肩胛部有两处中空性皮下出血，中空宽3.8cm”，这表明致右肩胛部损伤的致伤工具是打击截面超过3.8cm的物体。而现场勘查笔录写到“陈埭镇横坂村联防队一办公室内，有一辆白色的联防队用于巡逻的摩托车的左后侧卡着一根73cm、直径约4.5cm、带有雕制手柄的木棍”。这表明，在出租房门口，有人用所带来的那根直径4.5cm的木棍殴打受害人。此外，除了用木棍殴打受害人之外，还有用什么工具打？致伤程度如何？这些致伤和方XX之死有何关系？

这是命案的重要案情。但“两书”中却一点都没有提及在第一殴打现场，被害人遭众多围观群众殴打致伤的证人证言，而是完全回避，更没有查明众多围观群众中何人对被害人实施了殴打行为？实施了什么样的殴打？在此基础上，结合法医鉴定结论，以确定围观群众对被害人实施的加害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之间有无刑法意义上的直接因果关系。

其实，另一小偷汪清明和被告人黄XX、郑XX的陈述都证明当时有众多围观群众，都是本地人。为什么这个“本地人”的作案现场的案情反会成为“空白”呢？ 为什么对此事实不予认定？

（3）、高院认定郑XX参与了第一现场殴打是错误的

中院及检察院都已经认定上诉人郑XX在群众殴打现场，没有参与殴打，可高院却一意孤行认定郑XX参与了殴打，这是什么目的？！是强化维持原判的正确性吗？！

中院判决书是这样写的：

①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4年5月14日晚，被告人……便将二人带至其行窃的地点查访失主，在被窃的出租房外，方、汪2人遭到围观群众的殴打（中院判决书P2）

②经审理查明：2004年5月14日晚9时许，……便将方、汪二人抓获并带至其行窃的地点……查访失主。在该出租房外，方XX、汪XX遭到围观群众的殴打（中院判决书P4）

③中院判决书已经认定：“其辩护人提出被害人在被抓时已被群众殴打符合本案事实，予以采纳，”（中院判决书P9）

④中院判决书认定“鉴于被害人对本案的发生有明显过错，且三被告人归案后均能交代其犯罪事实，……”

以上说明：中院判决认定了郑XX在群众殴打现场，没有参与殴打。

但高院裁定书却武断写道：“经审理查明，……郑XX、郭XX犯罪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实：1、证人汪XX证言证实，2004年5月14日晚9时许，……带到其行窃的地方，被二名巡逻队员和周围群众殴打……” 认定郑XX参与第一现场殴打。（高院裁定书P4）

刑诉法规定不能轻信口供，单凭口供不能定案。所以，口供只能作为辅助证据，用做印证其他证据，本身证明力并不强。仅凭巡逻队员的口供不能定案。所以，XX省高院认为的有力证据就是证人汪XX、证人王XX等的证言加上法医鉴定。然而，法医鉴定不可确信，下面将分析得十分清楚；王XX等的证言不能说明申诉人有什么问题；高院居然让一个再也找不到人的踪影的、唯一的一次询问笔录、没有任何证据可相互印证的、被抓被打的小偷汪XX的“一句话的证言”作为判处抓小偷的巡逻队员的刑事证据。其实，小偷的证言证明力不强，一是因为此案与他有利害关系，小偷有可能以此报复巡逻队员，甚至在回去的途中加害死者都有可能。不然，为什么被拘留释放后就没了踪影，他完全可以站出来要求赔偿身体挨打的损失。

2、第二殴打现场案情也未完全查清楚：相互印证的证言证实，第二殴打现场（巡逻队办公室）共有6～8个人参与盘问、殴打小偷一个多小时，有的人打二、三十下；有的人拳打脚踢乱打；有的人打得很凶；有的人从开始到结束全过程参与殴打。（讯问笔录P134.135，139.142.110.111.118.）本应查明各殴打者分别对受害人实施了何种加害行为、以及加害行为的力度。在此基础上，再结合法医的鉴定结论，确定殴打者各自对受害人实施的加害行为与其死亡之间有无刑法意义上的直接因果关系。但“两书”同样只字不提。虽然还有3人以上未归案，但已归案的3人的状况是可以查清的。但“两书”却没有具体查明。各加害人的责任不清，何以定罪？！何以体现罚当其罪？！

（三）、尸体检验欠周全，鉴定结论存在不确定性：

1、尸体检验主要表现为：头部不规则裂创，躯干及四肢多部位的挫伤（部分表现为中空性皮下出血）。其中头部损伤及躯干部位的损伤是人体要害部位。对于这些要害部位，没有进行详细检验。如头部，仅检及颅骨情况，硬膜外及硬膜下没有血肿，未见提及脑组织有无损伤，脑内有无出血改变等。对于尸体背部，因该部位有大面积的挫伤，应对脊髓进行解剖，以确认有无脊髓的损伤。在做完系统检验后，如果大体病理未见明确的损伤，还应提取重要脏器作病理检验。只有在排除了全身重要脏器均没有损伤的情况下，才能下“创伤性、失血性休克”的结论，但尸检并没有这样做。也就是说，虽然此鉴定结论作出了定性：“创伤性、失血性休克”死亡，但这个定性实际上并不是能够肯定站得住脚的，因为鉴定结论没有采取排他方法，还存在重重的疑点；那么这个不一定站住脚的尸检定性结论，也就必然给法院判案带来难度，带来判案的不准确性。对此鉴定结论法院本不应完全采信。

2、未完全对致伤工具作出认定。尸检鉴定书仅对软组织肌肉挫伤出血作出认定，而对头部损伤的致伤工具未做认定。头部的损伤特点是“左颞顶部见有不规则裂创”，解剖有“左颞顶部头皮下出血9×4cm，颅骨未见骨折，颅内硬膜外下未见血肿，蛛网膜下腔未见血，颅底无骨折”。很显然，内行人一看就明白：头部的这种损伤特点是与不规则平面的物体作用形成的。但在本案中，案犯的供述、证人的证言均证实：几个被告人的作案工具都是木棍和橡胶警棍，这些作案工具所形成的损伤特征与头部的损伤特征不符。

显而易见，从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照片的证据（中院判决书P7.P8）完全可以推定：头部损伤的致伤“工具”正是“在楼梯第4台阶东侧边沿及侧面”，这个可以相互印证的证据证明了受害人的“头部出血创伤”是由被害人自残所致。此证据和前面“血迹”证据组合起来，正好可以明确推定出受害人死亡还有其它可能原因存在，即被害人自残也是重要死因之一！

与此相反的是，法院对郑XX认定有罪、判处重刑证据不足，“推定”很勉强，根本无法从“两书”中找到象这些能够证明被害人“自残”的如此确凿、吻合与可以相互印证的诸多证据！

比如：既然“推定”郑XX是“故意伤害”致死的“共犯”之主犯，那么就应该举证并结合法医鉴定结论，确定郑XX对被害人实施的加害行为（殴打腿、背的二三下）与被害人的死亡之间有无刑法意义上的直接的因果关系。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责任在公诉机关。刑诉法规定，侦查人员既要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也要收集其无罪、罪轻的证据。从现有证据看，连申诉人有罪的证据也事实不清，证据不确实、不充分。

整个案情事实是：被害人在两个殴打现场被加害；

从尸检鉴定书得出：被害人被殴打形成的全部挫伤面积占体表面积约24％，其损伤程度还未达重伤；

从相互印证的证言和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照片等证据与证据组合证实：第一殴打现场（出租房）有本地人用“一辆白色的联防队用于巡逻的摩托车的左后侧卡着一根73cm、直径约4.5cm、带有雕制手柄的木棍”殴打被害人，形成了被害人“右肩胛部见有中空性条形皮下出血两处，大小为11×4cm、12×4.1cm，中空宽为3.8cm”这一个是被害人体表最严重的挫伤（讯问笔录P111）；

第二殴打现场（巡逻队办公室）没有启用这根卡在巡逻摩托车左后侧的木棍，而是用“在沙发上放置一根长55cm、直径3.5cm的木棍，一木桌上放置两根长为47cm的橡胶警棍”；加上前述的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多种可能性，这些证据组合可以推断：第二殴打现场对被害人的加害行为可能是被害人死亡的次要因素。

再者，在第二殴打现场有6～8人殴打被害人长达一个多小时，多人打得很凶，有的殴打20多下、30多下，或者拳打脚踢乱打，有的从开始到结束参与全过程(裁定书P4，判决书P6，讯问笔录P133-4.139.142.111，114)；

而申诉人郑XX的大部分时间主要是：在被盗出租房等待失主、到超威鞋厂去请老板通知失主、寻找小偷的作案工具等等；他在殴打现场的时间短，同时他还两次借喝茶有意避开殴打小偷；只是到了最后，为了“合群”，才随意拿起那根短木棍象征性的殴打被害人腿、背二三下。与其他加害人相比，再结合行为人在本案中的前后善意行为综合考查，可以看出，这种被动的、象征性的打二三下，打击力度是不会重的。（讯问笔录P133.139.123，书面回答P4）

以上这些证据和证据组合证明：郑XX殴打被害人腿、背的二三下的行为，是被害人死亡的次要因素之次要因素，郑XX的轻微打击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没有刑法意义上的直接因果关系。

（四）被害人离开巡逻队到死亡，这个重要时段的案情完全不清楚

1、死亡地点为什么“移位”，没有查清。

（1）小偷汪清明证言：我们出了巡逻队办公室，就雇一辆两轮摩托车往洋棣方向开去，大约开了约六、七百米远的距离，方XX说他肚子很痛，受不了，我就扶他下来躺在路边，我就坐车去叫其父来…叫他坐我坐过来的这辆摩托车去找他儿子…（审讯笔录P045）；

（2）方XX（死者之父）证言：……至凌晨3时多，汪XX自己一人过来找我……说我儿子方XX在横坂村的路上，很危险……我就自己一个人走路到横坂，……看见我儿子方XX躺在一台球桌上，上前去叫他，他人已经死了，后来我就报案了。”（询问笔录P039，）

（3）“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照片证实：被害人方XX尸体现场位于陈埭镇洋埭村万泰盛公司对面家家乐便利超市前，尸体仰卧于店前一台球桌上、尸体头下的台球桌上有血迹、台球桌下有一双黑色皮鞋等现场情况；”

死者为什么不是死在另一小偷说的“躺在路边”，而是移位到台球桌上？从“躺在路边”到“家家乐便利超市”前的台球桌上到底有多远？被害人是怎么“移过去”的？

2、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排除合理的怀疑

对于被害人离开巡逻队之后至方父报案这一段时间（约3个小时），都发生过哪些情况，“两书”没有任何合法证据来排除下述三种合理的怀疑：

①小偷汪XX没有讲实话。为什么被拘留释放后就没了踪影，他完全可以等待索取身体挨打的赔偿；（中院判决书P9：“工作说明证实汪XX在治安拘留结束后便离开，经多次寻找未能找到，故未能对其作出伤情鉴定。）

②三个人坐一辆摩托车发生了事故；

③方XX继续“自残”。他说“肚子很痛”是借口，等汪XX和摩托车驾驶员离开后，他从容的从“躺在路边”移到“家家乐便利超市”前的台球桌上，然后把鞋脱下放在地上，再爬上台球桌、仰卧在台球桌上“自残”死亡。这些问题都没有查明。

刑事案件的推理是具有唯一排他性的。上述证据和证据组合说明：被害人被释放后，在回家的途中可能遭受其他加害行为而导致死亡，但“两书”没有任何的相关证据，排除因其它加害行为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可能性。

3、没有任何证据排除死者自身是否存在内存性疾病

本案卷宗相关证人证言证明，死者可能自身存在内存性疾病：

黄XX在不同时间的两次交待，都说到小偷方XX的异常状态：“因在出租房有被人打，带到队部脸色青青的，有点白。他（指方XX）说‘他生病了’，我们不信。”（审讯记P112.116）；此证言可推定两种可能：

①死者可能真有内存疾病？因为以常识分析，人体一般必须有主动脉大量出血才会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但本案卷宗没有被害人的人体主动脉出血的证据；

②被害人在第一殴打现场已经被群众“怒打”成致命重伤。然而尸检未进行五脏六腑解剖，没有排除死者身上是否有内存性疾病？是否由外伤引发内存性疾病暴发而死亡。若此，外伤则是死亡之诱因，内存性疾病才是死亡的直接原因。

本案“尸检鉴定书”支持了推断此种可能性：因为方XX的损伤主要表现是体表较大面积的挫伤，挫伤面积占体表面积约24％，其损伤程度还未达重伤，因此就没有证据可以排除“内在疾病是死亡直接原因”的可能性。

这又一次表明，“两书”没有证据或证据组合来证明被害人方XX不存在其它任何导致其死亡的因素。

综上所述，法院判决与裁定所认定的事实有如下四个不清楚：

1、尸检的明确结论并不是唯一的、具有排他性的、站得住脚的正确结论，“两书”就无法排除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其它数个可能性，必然导致本案被害人的死亡实际上已经成为“多因一果”的“悬案”；

2、第一殴打现场众多群众“怒打”小偷的案情没有审理清楚，致使“两书”没有相关证据来结合法医鉴定结论，以确定群众对被害人实施的加害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之间有无刑法意义上的直接的因果关系；

3、第二殴打现场因为还有半数以上“故意伤害”嫌疑人在逃、未归案，这是案情不清楚的客观原因；但是“两书”并没有根据已经到案的三个被告人的陈述，在查明三被告人分别对被害人实施了何种加害行为、以及加害行为的力度，在此基础上，再结合法医鉴定结论，确定三被告人各自应该对被害人实施的加害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有无刑法意义上的直接因果关系；

4、“两书”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害人被释放后，在回家的途中未遭受其他加害行为，即没有排除有无其他加害行为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可能性。

以上情况，证明了法院认定事实是不完全清楚的，认定的证据是不完全确实、充分的，因此对上诉人郑XX判决的证据是不足的，是随意推定的。

为了说明“两书”认定事实不清楚，不防补充几个数字。（虽然“数字”比较单一、绝对，但却往往也容易让人“一目了然”明确问题之所在）

①案发时间 约8个小时（约晚9时抓获小偷～次日5时方父报案）只查1.5小时 即只查约19%

②案发过程阶段有三个（第一殴打现场出租房；第二殴打现场巡逻队部；第三阶段回家路上）只查巡逻队部1个 即只查33%

③第一殴打现场嫌疑人 有多人，其中一本地男青年“狠打”小偷 案情空白 即查0%

④第二殴打现场嫌疑人 6～8人（见判决书P8） 只归案3人 即满算查50%

⑤案情第三阶段即小偷回家路上，约3～4小时 案情空白 即查0%

此外查案中还有一个让人不得不打问号的事实：第二殴打现场8个嫌疑人，本地人和外来工各占一半：

⑥ 外来嫌疑人（郭XX 郑XX黄XX 陈X ）4人 归案3人 即查75%

⑦本地嫌疑人（许XX 许XX 一个开农用车的本地人 一个与房东一起的人 全部在逃 即查0%

为简单起见，我们不防借用学生算术测算：（19+33+0+50+0+75+0）/7*100%＝25.2857%

当然这种计算是不科学的，但这种“毛估”却很说明问题：只查25%啊！学生考试还要60分才算及格嘛！一个“命案”就这样草草了结吗？！

回顾“两书”的判决，都是“认定小偷就是被巡逻队员打死的”这个前提下判定的，他们认定小偷的死亡与群众殴打、与小偷自己寻死、与后来回去途中意外或他力致死、与小偷很可能潜在的疾病巧合、殴打加速死亡等等都没有主要因果关系。

然而事实上已经证明：这个“前提”已经站不住脚了。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那么这个案还能这么判决吗！？

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真正体现法律公正性的做法是：根据已经取得的证人证言（另一小偷和失主等）、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照片等证据和已经归案的三被告人的相关陈述，查明其分别对被害人实施了何种加害行为、以及加害行为的力度，在此基础上，再结合法医鉴定书证据（被害人被殴打挫伤面积占体表面积约24％，其损伤程度还未达重伤），确定三被告人各自对被害人实施的加害行为应负的法律责任，（同时继续查明死因及追捕在逃嫌疑人，搞清全部案情），而不是这样急急忙忙叫已归案的三个人来糊里糊涂的、全部的承担“死因不明”的小偷的死亡的刑事法律责任。

二、法院定罪不准确，量刑不当

由于整个案情所认定的事实存在诸多的不清楚，也许受“命案限期破案”的约束，XX中院急急忙忙根据可以相互印证的上诉人郑XX打了被害人腿背二三下的证据，就推定郑XX是“故意伤害”致死的“共同犯罪”之主犯，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中院判决书》称“被告人郑XX的辩护人提出的郑的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显著轻微等意见缺乏依据，不予采纳”（中院判决书P10）；高院裁定“原判定罪准确，量刑适当”，称“上诉人……对犯罪结果的发生持放任的态度，符合共同犯罪的特征，”（高院裁定书P5～6）

但是，在本案卷宗中并没有确凿证据或证据的组合来支持“两书”的这种“推定”。

我国刑法规定的故意是指行为人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所以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直接故意就是希望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表现为积极追求；间接故意是放任危害结果发生。

就本案整个案情涉及到那么多的嫌疑人，包括多个未归案的本地人及自始至终全过程参加殴打、并打得非常凶的人，其中可能有人是直接故意或间接故意。

但上诉人郑XX在整个案情过程中的行为表现则恰恰证明，他既不存在“直接故意”的行为，也没有主观“间接故意”的心理：

（一）、郑XX在本案全过程的行为表现（按时间顺序）：

1、工作认真细致：晚上9点多和老巡逻队员黄XX一起出去巡逻时，是他首先发现形迹可疑的小偷，建议盘查，确认其行窃、进而抓获两小偷。他没有“视而不见”，敷衍本职工作。（讯问笔录P123，书面回答P1）

2、不放任危害后果发生：带小偷和失物去找失主，当群众义愤怒打小偷时，他并没参与殴打；当小偷被群众怒打后，他还喊住群众，叫他们不要再打了。他担心 “这样打不行，怕出事。”建议黄开川把小偷先带回村委会。（如果主观心理希望“故意伤害”致死，能制止群众殴打吗？能担心出事吗？）（讯问笔录P123.127、书面回答P1）

3、认真执行本职工作：他主动对黄XX说“我在这里等失主，那两个小偷先带到村委会”；当他留下没有等来失主，又急忙到失主单位超威鞋厂找老板，请他帮找失主。（讯问笔录P123.133.139，书面回答P1）

4、尽量回避殴打行为：郑XX10点半多回村委会时，当时就看到黄XX、许XX和“小陈”三人都在殴打小偷，但他却是“换完拖鞋，去